乡村研究||李强叶昱利文斌：累积饥荒经历代际影响的疤痕效应与选择效应

广州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 2024-06-27

累积饥荒经历代际影响的疤痕效应与选择效应

李强（广州大学）

叶昱利（华南农业大学）

文斌（西南民族大学）

文章来源

李强、叶昱利、文斌.2022.我的父母: 累积饥荒经历代际影响的疤痕效应与选择效应[J]. 公共管理评论,4(4)

《2018 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称,全球饥饿人数自 2014 年以来一直在增加,至 2017 年达到 8. 21 亿人,即全球 1 / 9 的人口面临饥饿困扰。目前世界上共有 43 个国家约 4500 万人处于饥荒的边缘(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18;联合国,2021)。饥荒经历可能会产生两种相互抵消的影响:疤痕效应( scarring effect) 和选择效应(selection effect)。疤痕效应指早年逆境对幸存者的长期负面影响,它使整个健康分布向下移动(Preston et al. , 1998)。选择效应指逆境中那些健康状况较差的人死亡概率更高,使幸存者看起来“更健康”(Deaton, 2007)。

自从 Barker (1990) 提出胚胎起源假说(fetal origins hypothesis)以来,早年饥荒经历对成人的影响备受关注,但关于父母经历饥荒对子女代际影响的文献并不多见,尤其缺乏关于代际影响的疤痕效应和选择效应的研究。除此之外,个体饥荒经历累积时间有长有短、严重程度有高有低,疤痕效应和选择效应很可能不同。因此,从累积风险角度研究饥荒经历的代际影响仍属需要填补的空白(Cuesta and Leone, 2020)。

本文实证地检验农村父母饥荒经历的累积风险对子女身高代际影响的疤痕效应与选择效应。本文中,父母的出生年月和出生地共同决定了其暴露于饥荒的累积风险程度。我们将父母划分为三个队列,即幼儿期经历饥荒(1956 年 1 月至 1958 年12 月出生,以下简称老饥荒队列),胚胎期及婴儿期经历饥荒(1959 年 1 月至 1962 年9 月出生,以下简称年轻饥荒队列),没有经历饥荒(1954 年 1 月至 1955 年 12 月及1962 年 10 月至 1967 年 12 月出生)。本文以父母没有经历饥荒作为参照组,利用个体累积风险与出生队列的差异构建双重差分模型,以估计父母饥荒经历对其子女健康代际影响的疤痕效应与选择效应。

本文发现,母亲饥荒经历的累积风险对其子女身高有显著的疤痕效应和选择效应,但选择效应大于疤痕效应。该结果意味着,母亲暴露于饥荒的累积严重程度越高,子女的标准化身高越高。对于老饥荒队列的子女,疤痕效应使得男(女)孩身高降低 7. 263(7. 481)厘米,选择效应使得男(女)孩身高增加 7. 563(7. 790)厘米,两种效应相互抵消后使得男(女)孩身高净增加约 0. 300(0. 309)厘米。对于年轻饥荒队列的子女,疤痕效应使得男(女)孩身高降低 10. 343(10. 748)厘米,选择效应使得男(女)孩身高增加 10. 514(10. 926)厘米,两种效应相互抵消后使得男(女)孩身高净增加约 0. 171(0. 178)厘米。然而,父亲饥荒经历的累积风险没有显著的疤痕效应与选择效应。本文的结果相对稳健。在排除了男孩偏好、选型婚配等作用渠道后,本文认为累积饥荒风险通过影响父母的身高而部分作用于子女的身高。

本文有如下贡献。第一,本文重点关注饥荒代际传递的疤痕效应与选择效应,拓展了对饥荒代际影响研究的深度。既有文献较少关注饥荒的代际影响,更少关注代际影响的两种可能相互抵消的效应。第二,既有研究常利用饥荒最严重时的超额死亡率来衡量所有个体经历饥荒的严重程度,本文通过个体暴露于饥荒的不同时长和不同地点来计算不同个体饥荒经历的累积严重程度,拓展了对饥荒代际影响研究的宽度。第三,利用累积风险与出生队列的差异构造双重差分模型,本文分离出累积饥荒风险的疤痕效应与选择效应,并发现累积风险达到一定程度前选择效应占主导。该发现传递给发展中国家的信息是,即使发展过程中可能遇到挫折,但挫折可能使得我们未来变得更加强大。以史为鉴,疤痕效应与选择效应为解决当代公共治理中诸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等“电车难题”提供了不同的视角,本文因而拓展了饥荒研究的广度。

本文余下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简要回顾与饥荒代际影响相关的文献,重点关注其疤痕效应与选择效应;第三部分介绍如何构建本文的主要解释变量,即父母饥荒经历的累积风险,并讨论本文的估计策略;第四部分介绍本文使用的数据并描述子女的身高等特征;第五部分报告基本回归结果,检验其稳健性并探讨其可能的机制;第六部分总结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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